戈尔巴乔夫时代，苏联的生活日用品已经十分匮乏，老百姓到商店买台电视机都得排几天几夜的队。

　　一个人实在排不下去了，掏出手枪说：‘我受不了啦，我要到克里姆林宫去把戈尔巴乔夫杀掉！’

　　过一会他就回来了，别人问他，你把戈尔巴乔夫杀掉了？他垂头丧气的说：“没有，那边排的队伍更长。”

　　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稀缺的世界，如何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作用，就产生了经济学，稀缺性是经济学存在的理由；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互相冲突的世界，如何让有限的财富在人们之间分配，就产生了法律，解决冲突是法律存在的理由。这两种说法，在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。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或者冲突解决方式才是合理的？

　　比如说现在有一台电视机，有十个人要，该如何分配？如果允许人自由选择，可能有很多种标准。身体健硕的人，可能喜欢以暴力为准则；年老的人，则喜欢倚老卖老；漂亮的人则更喜欢以容貌、交际能力作为标准。还可以看谁更穷给谁，或者谁更有地位谁得。总而言之，需要有一个资源配置的方式，或者说是一个解决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的规则。

　　什么样的规则是好的规则？可能各说各有理，因为各自的条件不一样，立场不一样，“屁股决定脑袋”，也可能是因为各自目标不一样。但经济学家可以断言：在千万种标准里，只有一种标准是没有经济浪费因而是最有效率的。那就是按市场价值进行分配。

　　打个比方，如果对电视机的价格进行管制，把价格定在市场价格以下。那么市场价格与管制价格之间的差额便是一块利益。要得到这块利益，就得花时间排队。可以说，此时时间就是分配电视机的标准。谁愿意拿更多的时间精力去排队的人，谁便能得到电视机。也许这没什么不对，但重要的问题是，花几天几夜的时间排队，除了他本人之外，没有任何人得到好处。如果他拿这几天几夜的时间用来工作，赚取几十块钱工资，那么他对社会的贡献，至少也值这几十块钱。而用在排队上的几天几夜便完全被浪费了。再比如，古代中国“学而优则仕”，做了官就能赚大钱。于是无数读书人穷经皓首，把精力花在八股文身上。此时，会不会做八股文成了分配的标准。至于这八股文是否对社会有实际作用，在所不问。

　　推而广之，以武力为分配手段，便只能是互相争夺，人人自危；以地位为分配标准，便会使得人人专事钻营，或跟在权贵之后溜须拍马；以年龄为分配标准，便只能是让年轻人安心等老，或虚报年龄。谁穷谁得，便会有人安心做穷人，等待救济。以所谓的“政治思想”为标准，便会是文革中的人人手捧红宝书，天天搞政治运动。

　　只有市场经济下，浪费最少。如果某人要得到电视机，他唯一的办法是出钱。如果电视机非常抢手，卖家必然涨价直到供求均衡，最终价高者得，不存在排队。表面上这似乎不合理。但从买者考虑，买电视机的钱只能是从其它人那赚回来的，而要赚钱就必须要对社会有贡献，而他的贡献起码要相当于电视机的价值。从卖方考虑，如果电视机供不应求利润很高，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投入电视机生产，最终使价格下降。由此可见，成千上万的分配标准里，只有通过市场交易，以市场价值定胜负没有浪费。

　　有人批评市场经济造成贫富不均。然而只要社会没有达到按需分配的地步，就必然需要分配的标准。而只要有分配的标准，便会有优胜劣汰。人的能力千差万别，总会有人更适用这个分配标准而有人不适用。据研究，在计划经济的年代，特殊阶层享受的待遇与底层民众相比，同样贫富悬殊。适者生存，不适者淘汰，是永恒的规律。但唯有市场经济能把人的能力引向生产创造中，从而最大效率的创造社会财富。也唯有在这个做大了的蛋糕之上，才更有可能追求公平。

　　唯有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是有效率的社会，唯有保护市场经济的法律才是好的法律。